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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師大原黨委書記劉川生:牢記使命,認認真真做好每一件事
2019-05-30  中國教育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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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教育在線總編輯陳志文專訪北京師范大學原黨委書記劉川生

  劉川生

  中共黨員,研究員,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先后當選中國共產黨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代表,黨的十八大列席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1972年入讀清華大學,先后就讀于清華大學工業自動化系、經濟管理學院,獲工學碩士學位。畢業后留校任教,擔任過清華大學教師、政治輔導員、班主任、校團委副書記。

  1985年調入國家教委工作,歷任國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副處長、處長;1994年調任中國教育報刊社,歷任報刊社黨委副書記、副社長、黨委書記兼社長。有外交工作經歷,曾任中國駐英國大使館教育處一秘、中國駐美國大使館教育處公使銜參贊等職。

  2005年至2016年,擔任北京師范大學黨委書記、校務委員會主任。現任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思想政治教育分會理事長。劉川生對高等教育管理、高等教育政策以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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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往昔崢嶸歲月

領略人生不同風景

  陳志文:改革開放已走過了40年的歷程,您作為親歷者和見證者,怎么評價改革開放的這40年?

  劉川生:我覺得,中國從未像今天這樣被全世界矚目。中國經濟的發展創造了一個世界奇跡,發展速度如此之快,并且保持了這么長時間。

  中國教育的改革和發展,也從未像今天這樣,如此之深之廣之大。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里,義務教育實現了普及化;高等教育也從精英化階段進入到大眾化階段,這是了不起的成績。我認為,這得益于“科教興國”戰略和“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的指導方針。

  改革開放40年來,黨中央堅持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思想路線。中國之所以能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最根本的就是思想觀念的轉變,最重要的是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最關鍵的是調動了人的積極性。這40年,雖然還有些不盡完美的地方,但中國最大的收獲就是讓人民得到了實惠。

  陳志文:從黑龍江到北京,再到英國、美國,您的經歷非常豐富。這些歲月在您的生命中留下了怎樣的印記?

  劉川生:是的,我1950年出生,是跟著祖國一塊成長的。從1968年我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參與屯墾戍邊,至今已50余年了。在這期間,我上了大學,讀了研究生,當過老師,做過機關干部,辦過教育報刊,當過外交官,擔任過大學黨委書記。我很感恩歲月、感謝時光,讓我領略了人生不同的風景,讓我明白了如何肩負起不同的責任和使命。

  總結我個人經歷中的一些體會,我認為領導干部一定要有戰略思維、全球思維,要放眼世界、開拓創新;要時時刻刻把國家利益、人民利益放在至高無上的位置;要時時刻刻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這一點是無論什么時候都不能變的;也一定要老老實實的向群眾學習。

  陳志文:您在清華有一段當教師的經歷。

  劉川生:我在清華大學學習、工作、生活了13年。研究生的學業也在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完成的,并獲得了工學碩士學位。在清華留校當教師的這段經歷,對我來說也很重要,從學校老領導、老教授身上和自己與同事們、學生們的親身實踐中,讓我懂得了如何為人師表、以身作則、胸懷祖國。

  剛剛改革開放時,在賈春旺、任彥申、王鳳生等主持學校學生工作期間,我從事學生工作,還擔任過清華的校團委副書記。

  恢復高考后,那時我提任校團委學習勞動部部長,我們首先成立了清華科技協會開展科學講座并組織了第一個清華科技周。我記得當時在科技成果比賽公布結果時,一個電子系9字班(1979年入學)同學的獲獎感言是“要在我們手中打敗松下”,這句話一直記在我心里,很震撼很感動。當時我就覺得,浪費的時間太多了,強國一定要發展科技,一定要把學習氛圍搞起來。


清華大學第一個主校門 來源:清華大學官網

  陳志文:這段時間里清華有沒有給您帶來一些不一樣的影響?

  劉川生:我認為,清華帶給我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它給我留下最深刻的烙印就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行勝于言。

  陳志文:我在采訪龔克時,他說清華人無論做什么事,首先是站在國家利益的角度。

  劉川生:是的,國家利益是第一位的。我的國家意識,國家榮譽感、社會責任感特別強,這也與我的家庭熏陶和個人經歷有關。

  陳志文:我覺得,在您身上體現出來的清華特色,一是家國情懷,二是行勝于言、自強不息。清華大學的老校長蔣南翔對學校人才培養目標的定位是“培養又紅又專、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后來這也成為了全中國教育的目標。

  劉川生:蔣南翔校長的教育理論對我的影響很大。蔣南翔提出,培養學生的目標是又紅又專,選拔干部的要求是聽話出活,制定文件的要求是落實可操作性。后來,我在北師大加了一條,叫先立規矩后辦事,也要鼓勵在實踐中創新。

  陳志文:1985年,您從清華大學調入國家教委政教司,歷任副處長、處長。這段經歷對您來說有怎樣的影響?

  劉川生:我調入國家教委政教司時還沒有思政課,我們那一批工作人員可以算是老思政,是很有情懷的。當時教育部聯合最高法設計的第一門思政課是法律基礎,希望首先在大學生中進行普法教育。

  在政教司的這段經歷讓我意識到,機關工作一定要下沉,一定要調查研究,要接地氣、了解實情。從1987年開始,我們在時任國家教委副主任彭佩云的親自帶領下進行了第一次學生思想動態調查,得到了很多真實的信息。現在,這已成為常規的滾動調查。

  另外,在一些突發事件上,也特別注重調查研究。當時有一所大學出現了負面輿情,我們去進行實地調查,發現起因是學生認為食堂的饅頭做小了、菜價調高了,對此不滿。這是一件很小的個案,但我從這件事情中發現,后勤無小事。

  這也是我到北師大后特別重視后勤工作的原因。后勤服務關涉師生切身利益,要努力把師生伙食改善好,學生宿舍管理好,美麗校園建設好,為師生們的吃住行提供良好的保障,讓教師安心教學、學生踏實學習。我在北師大任職時,每年學校的后勤表彰活動我都會參加,要讓他們感受到重視和尊重。高校的軍功章上,后勤也做出了很大貢獻。美麗、和諧的校園環境,給人的心情是不一樣的。

  陳志文:之后您從教育部去了英國,能否給我們講一些您在英國時的故事?

  劉川生:我1990年11月起任中國駐英使館教育處一秘,主要負責留學生工作。當時,由于大環境的問題,留學生工作遇到一些困難。但我對留學人員有一個基本的判斷,我認為99.9%的留學生都是愛國的,他們是一支為國服務的生力軍。

  我特別欣賞周光召院士當時曾經說過的一句話,如果人才暫時不能回收,就先進行信息回收、智力回收,最后再進行人才回收,我確信從“為國服務”一定會走向“回國服務”。

  一方面,我主動與留學生交流溝通,為他們解決實際困難。對于留學生們來說,我認為我不是外交官員,是為他們服務的親人。

  另一方面,我積極支持在留英學生中建立不同學科領域的學會協會,幫助與國內相關部門對接。我相信,只要把留學生的智慧匯聚起來,他們是非常愿意為國服務的。

  在當時,成立了旅英光電子協會、IT-China、自動化學會、材料科學技術學會、生命科學學會、醫學會等18個協會,這些協會的負責人,如饒子和、程京、高福、譚鐵牛、張杰、林金桐、宋永華、王執禮等,現在都是我們國家各個領域的杰出人才。

  當時有些學生讓我特別感動,比如北京郵電大學原校長林金桐。他成立了光電子學會,在成立儀式上他提出了一句口號,我到現在都記憶猶新:“交流信息將人才聯為網絡,報效祖國讓智力聚成集團;替中華經濟騰飛踏踏實實做事,為祖國改革開放勤勤懇懇爭光”。當時的英國留學生們,就是用這樣的方式來報效祖國的。

  陳志文:您從英國回來后,就進入了中國教育報刊社。

  劉川生:報刊社的這段經歷,對我來說最大的影響就是,讓我懂得了如何把握政治方向、與時俱進、開拓創新。

  當時的工作環境對于我們來說是有壓力的,那時中國教育報刊社由國家撥款轉變為自負盈虧,從事業單位的管理模式轉變為企業化管理。我每天一睜眼,就要想這二百多人的工資和獎金從哪里來。此外,由于歷史的原因,當時大家的積極性還不是很高。

  為了謀求發展,在朱新均社長的領導下,我們在報刊社推行了一些改革舉措。1994年,首先實行了全員聘用制,這在當時教育部直屬單位中還是第一家,先聘用編輯部主任,再由他們聘用各編輯部的成員。這樣做的效果之一就是一些有水平、有上進心、有能力但不在領導視野里的人才脫穎而出,以此調動了更多人的積極性,淘汰不合適的人,但也盡可能地把淘汰率壓到了3%以下。工資制度、招聘制度等也先后進行了改革。就這樣,我們逐步把報刊社激活了,到2003年,報刊社的廣告年收入達到了三千多萬。

  陳志文:您在中國教育報刊社時,我印象最深的是,您讓所有人都學英語,還親自跟著上課。

  劉川生:我覺得,錢花在任何地方,都不如花在培養人的綜合素質上。員工的素質提高了,工作就好推進了。我在報刊社時辦了兩個班——外語班和新聞碩士班,以此來提高采編人員素質。在這兩個班中能夠最終堅持下來的人后來都有所成就。


劉川生 中國教育在線/攝

國家利益高于一切

推動中文納入AP課程體系

  陳志文:2003年2月您去了美國,擔任駐美使館教育處公使銜參贊。這段經歷對您的影響有哪些?

  劉川生:駐美參贊的這段經歷,讓我增強了國家意識、國家使命,開闊了國際視野。

  陳志文:您經過艱苦談判,促成了美國AP課程中文項目(AP Chinese),使得中文教學納入到了美國的主流教育體系。當時,您為什么要做這件事?

  劉川生:我到美國赴任時,教育部希望能在美國推動中文教學。而我作為一名外交官,想要為國家做點事情。

  當時美國人大多并不重視中文的學習,很多周末中文學校的學生主要是華人華僑。但有次我去南部的一所周末中文學校參觀時,發現有幾位外國孩子在學習中文,一問全是猶太學生,這給了我很大的啟示。猶太人對于新鮮事物往往是很敏銳的、先知的,他們讓自己的孩子學習中文,他們知道未來中國是非常有發展的,學習中文是非常有用的,也意味著會有越來越多的人需要學習中文。

  我覺得,要讓美國人重視中文的學習,就必須讓中文學習成為美國學校正規開設的一門課程,而非僅僅是周末業余興趣。

  AP課程是開設在高中的美國大學先修課程,優秀的高中生如果拿到了AP課程的學分,進入大學后可以免修相應課程的學分。那時,西班牙語、拉丁語、德語、法語等語種已納入AP課程體系,但是中文還沒有被納入。如果能把中文教學納入AP課程體系,成為美國國民教育主體系的一部分,就能有效地激發學生和家長學習中文的積極性。


資料圖

  陳志文:能否分享一下您在AP Chinese談判中的一些經歷?

  劉川生:在一次聚會上,我很偶然地認識了美國大學理事會(AP課程主辦機構)主席Gaston Caperton,便提到了這件事。但美國大學理事會對于新開設一門AP課程有明確的規定,要求在美國有不少于500所學校開設該課程。而經過我們的調研發現,當時全美國真正開設中文課程的中小學只有不到300所,申請AP Chinese幾乎是根本不可能的。

  但按照教育部的要求,我們很執著,想把不可能的事變成可能,一定要完成這件事。因為一個國家的強大,語言應用的廣泛程度是重要標志。當時,離2003年溫家寶總理訪美還有兩個月的時間,我們希望在總理訪美之前促成這件事。

  我和教育處外事組的同事方慶朝、余有根三個人一次次地開車從華盛頓到紐約去拜訪Caperton。有一次他正要去度假,說要推遲改天再談。我說,如果您今天去度假了,喪失的將是巨大的中國市場。隨著一次次的交流,Caperton對我的印象也慢慢有了變化,覺得我很執著,我們可謂是不打不相識。


美國大學理事會原主席Gaston Caperton(中)及其夫人(左)、北京師范大學原黨委書記劉川生(右) 中國教育在線/攝

  談判的過程很艱苦,學校數量和資金的問題是談判中的兩個難點。教育部給予了很大的支持,當時國際司張秀琴司長給予了很多直接的幫助,希望能促成這件事情,但美國大學理事會內部對于規則要求得比較嚴。最后一次談判時,Caperton基本上已經認可了,并且利用休會的時間最終說服了其他人。歷經僅一個多月的時間,我們最終完成了談判。而按照正常程序,新開設一門AP外語課程的談判期基本在一年左右。

  2003年12月5日,在溫家寶總理訪美前夕,中國駐美大使楊潔篪與美國大學理事會主席Caston Caperton在美國國會山共同宣布:中美合作實施AP中文課程及考試項目(AP中文項目)。這是漢語教學在美國取得的重大進展,標志著中文課程將更加廣泛地在美國高中得到推廣,并帶動了美國中小學和大學的漢語教學發展。

  中國國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辦公室和全美中小學教師協會共同完成了AP中文課程及考試的設立。2006年AP中文課程開始授課,2007年開始舉辦考試。據后來美國大學理事會(College Board)委托教育測驗中心(ETS)所進行的一項調查統計,在美國約14000所高中學校中,有2347所高中表示對在2006年開設的AP中文課程感興趣,遠高于AP日文等課程。

  陳志文:您在這次談判中,有些怎樣的感觸?

  劉川生:這件事給我的啟示是:為了國家利益,只要下定決心、不怕困難,一些看起來不能做成的事還是可以想辦法能完成的。

  我從心底里覺得,我們通過文化的溝通與交融,與外國友人的誠心接觸和交往,知華派、暖華派人士將會越來越多。這也是我們作為外交官的使命和期望,而語言就是交流溝通過程中一條強有力的紐帶。

  陳志文:北美第一家孔子學院也是您在美國期間促成的吧?

  劉川生:是的,2004年,天津大學與馬里蘭大學共同建立了北美第一家孔子學院。

  建立孔子學院需要外方大學支持落實,我第一個就選擇了馬大。這是因為馬里蘭大學校長牟德(Dan Mote)對中國很友好,很喜歡中國文化。第一次去拜訪他時,我注意到,他辦公室座位的后面掛著一個很大的漢字“斧”。每年春節,他都會請馬里蘭大學的中國教授吃頓飯。為了洽談孔子學院的合作,我和校長在2003年這一年當中見了四次,這對于美國大學校長來說是很少見的。

  經過多方努力,2004年上半年,我們和馬里蘭大學簽訂了諒解備忘錄(MOU);當年11月17日,天津大學與馬里蘭大學簽署了共建孔子學院的協議。這件事也可以說是開啟了美國孔子學院的歷史。到目前為止,美國有105所孔子學院、501個孔子課堂。我與牟德也是不打不成交,彼此互相欣賞,成了好朋友。他多次訪問中國,并給北師大的學生做了《如何創新》講座報告。

天津大學-馬里蘭大學孔子學院的簽字儀式

  陳志文:其實,他們欣賞您的,一是專業,二是鍥而不舍的精神。在美國期間,您是否還有其它印象深刻的事情?

  劉川生:在美國時還有一件事讓我印象很深刻,就是組織美國總統獎學生訪華團。

  “美國總統獎”學生項目于1964年經美國總統行政命令設立,旨在表彰和鼓勵在學術、藝術、領導能力、社區服務等領域取得杰出成績的優秀高中畢業生,每年每個州只有一名男生和一名女生可以獲得此項榮譽,該獎項是美國高中畢業生的最高榮譽。

  我覺得,美國總統獎的評選條件很好地體現出了素質教育的理念,我很想把它帶入中國借鑒。經過一年多的努力,我們找了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作為合作伙伴,在教育部的支持和各方的合作下,2005年促成了第一次美國總統獎學生訪華。

  2005年8月8日,中央電視臺《對話》欄目,以“兩樣青春、同一世界”為主題,邀請正在訪華的12名美國總統獎獲得者與12名中國優秀高中生代表進行了一次“巔峰對決”。節目中的兩個環節讓我產生了很大的震動,也引起了社會上廣泛的探討。


《對話》錄制現場

  節目的第一個環節是關于古希臘神話中“神”的選擇,希望選出學生心目中最關心的古希臘“神”。其中,太陽神阿波羅代表真理、眾神之神宙斯代表權力、冥界之神哈得斯代表財富、愛神維納斯代表愛與美、智慧女神雅典娜代表智慧。美國高中生的選擇只有兩種,阿波羅和雅典娜——真理和智慧,而中國高中生有一半左右選擇了權力的代表宙斯。這應該引起我們教育工作者的深思。

  節目的最后一個環節,要求雙方團隊各自合作完成一個“援助全球貧困兒童計劃”方案。美國高中生的主題是“為新一代建立人力資本”,分為健康和教育兩部分,包括:如何確保提供干凈的飲用水;如何防止疾病和提供低成本的藥品,并向科學家建議為農村兒童開發安全度更高的疫苗;如何建立醫療學校,為當地培訓醫護人員;如何防止艾滋病在母嬰間的傳播;如何控制人口,并教育當地婦女正確避孕。美國高中生在方案中詳細闡述了如何籌款、如何降低成本,他們詳細地知道每一粒藥片的價格,知道籌多少錢能解決多少藥品問題。而中國高中生的主題是“愛的傳播,和平的宣傳”,主要內容是在贊比亞的謙比希小鎮募捐建立一所希望小學,并選派志愿者去任教。這個對比太明顯了。

  陳志文:這實際上是另外一種較量。

  劉川生:是的。當時我想,我們的教育應該反思,教育人的責任真是任重道遠。大學原本就是追求真理、傳播真理、不斷創新、教化人、立德樹人的殿堂,是照亮真理的燈塔,不能隨波逐流。

  陳志文:您對中國和美國的教育有怎樣不同的認識?

  劉川生:這個問題比較宏觀、復雜。我根據自己的個人體會簡單談談,比如博士教育。目前,中國的博士生數量已經很多,但相對來說,其創新性與美國相比還不夠。

  陳志文:這與博士生專業訓練的強度和學術要求的高度有關系。

  劉川生:美國對于博士的培養要求特別嚴格,包括中間的過程和最后的答辯。我的一位朋友在美國哥倫比亞讀博士,因為論文開題報告沒有實質性的創新點,導師直接否定,不留情面,學生必須重新開題。

  陳志文:在北美,最終能拿到學位的博士生占比不高。

  劉川生:是的。我認為,美國大學教育成功的地方在于寬進嚴出,能培養出在某一點、某一方面有創新、有獨到見解、對社會發展有引領作用的人才,也就是錢學森所說的“大師”級人才。

  陳志文:對于英國的教育,您又有怎樣的認識?

  劉川生:在高等教育階段,英國在科研經費的劃撥上有一種方式值得我們學習。比如,中國高校的科研項目是高校申請,然后政府撥款。而在英國,是以企業為主,如果企業對某一研究項目投資,那么高校可申請同等額度的撥款,用這樣的方式來保證科研項目與市場需求始終聯系在一起。

  陳志文:對于中、美、英三個國家的基礎教育,您又怎么看?關于西方先進教育理念的再認識,我這幾年經常寫一些文章,也做一些報告。我覺得,現在很多人對西方教育的理解,尤其是基礎教育的理解,較為標準化、簡單化、局部化了。

  劉川生:我同意您的觀點,現在有些人認為西方基礎教育就是快樂教育,這是不全面的。在美國,對于接受私立精英教育的學生來說,是非常辛苦的。英國非常重視基礎教育,它的基礎教育非常好,接受精英教育的學生也要付出極大的努力。我覺得,中國的基礎教育也是很好的,因國情不同,可以說到目前為止它主要是通過公立體制實現的。

做事、求實、服務、創新

做好一名高校黨委書記

  陳志文:您從美國回來后就到了北師大,一待就是11年多。您還記得初到北師大的情形嗎?

  劉川生:2005年6月10日,我到北師大報到,2016年12月卸任。在我履新就職時,曾向全校師生做出了莊重承諾:要以“做事、求實、服務、創新”這八個字嚴格要求自己。在任職期間,我時刻牢記使命,誠心誠意對待每一個人,認認真真做好每一件事。

  我覺得,我在北師大的任務就是為師生服務。如果你把自己當成官員就做不好服務。在大學當領導必須尊重老師、關愛學生,我在北師大的辦公室,教授可以隨時推門就進,凡是干部、教師甚至學生短信聯系我,我都會給予回復。

  陳志文:您覺得,當時北師大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么?

  劉川生:那時候,學校的基礎建設還比較弱。教學資源很緊張,條件較差。老師的辦公室特別擁擠,很多老師沒有自己的辦公桌,有的院系老師只能一人分到一個抽屜。學生宿舍特別擁擠,還有八人一間的。我看了后,心里特別不舒服,必須要改善教師的辦公條件和學生的生活學習條件。我認為,北師大當時最主要的矛盾,是各院系發展的積極性和教學條件嚴重不足之間的矛盾。

  我們從兩個方面入手,改善教師的辦公環境和學生的學習環境。一方面壓縮現有的空間,要求機關各部門的辦公室全部壓縮,給院系的一線教師騰空間。另一方面抓緊進行新的基礎建設,2005-2016年學校新增辦公用房和學生宿舍等校舍總面積23萬平方米,包括學生公寓、邱季端體育館、新大學圖書館、京師學堂等建筑,大大改善了師生工作學習和生活環境。

  北師大是一所古老的學校,我到學校后一直鼓勵校友捐贈、社會捐贈支持學校建設,邱季端體育館是北師大第一個用校友捐贈者姓名命名的建筑。我積極提倡捐贈文化,并帶頭在學校捐了第一顆樹、第一本書、第一張椅子,學校慢慢形成了良好的捐贈文化氛圍。

  陳志文:在這個過程中,您是否遇到過困難?

  劉川生:只要做事難免會遇到困難,但事在人為。剛開始的時候,有些工程的推進速度有些慢,我就戴著頭盔在工程一線召開現場會指揮。當年,為了本部建設和新校區的建設,我經常跑各部委和北京市政府爭取各項資源和支持。

  回想起來,有很多事情都是軟磨硬泡下來的,有一段時間,只要開會就討論房子和錢。但讓我非常高興地是,2016年我從領導崗位退下來時,北師大已經不存在“抽屜教授”了,所有教師都有自己的辦公桌,學生住宿條件也大大改善,我非常高興。

  陳志文:這給了教授們最基本的體面,您為此付出也是有收獲的。

  劉川生:我心甘情愿地做這些事情,因為以師生為本、讓師生滿意是我作為黨委書記的責任。

  陳志文:在北京師范大學的這一段經歷,您對自己有怎樣的評價?

  劉川生:對于北師大,雖然在工作中我也有一些不足,但我認為自己起碼做到了盡心盡力,盡職盡責,把握住了政治方向。我總結了三點體會:

  第一點體會是,要辦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學,就一定要堅持黨對高校的領導不動搖,立足中國大地辦大學,走自己的路,培養出能托起“中國夢”的筑夢人。結合在駐英國、美國使館的多年工作經驗,我深刻感受到我們既要堅持改革開放,又要獨立自主,在學校工作中要堅持做到“三要三不要”:要借鑒西方的辦學理念,但不能照單全收;要學習西方的辦學經驗,但不能照搬照抄;要借鑒西方的辦學管理,但不能搞全盤接收。

  第二點體會是,高校黨委要始終統攬全局、協調各方、凝聚發展合力。北京師范大學的歷次黨代會明確了學校改革發展的戰略目標和路線圖:2006年第十一次黨代會上提出建設“綜合性、有特色、研究型”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學,2012年第十二次黨代會提出了建設“中國特色、京師風范、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

  第三點體會是,黨委最重要的工作是調動人的積極性,是做人心的工作。北師大黨委一直秉承“一切為了師生”的理念,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想師生之所想,急師生之所急,為師生做實事。在北師大第十二次黨代會上,提出了要在5年內完成“五個倍增”計劃,在2012年的基礎上,到2017年實現職工福利倍增、科研經費倍增、企業上繳學校經費倍增、高層次人才倍增、基金會籌資倍增。大部分倍增計劃已完成或提前完成。

  陳志文:目前,“雙一流”是中國高等教育領域的熱門話題,您對此怎么看?

  劉川生:現在,大家都很關注世界一流大學建設,這是我們的目標。但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是一項長期的戰略任務,不是一蹴而就的。

  創建世界一流、堅持中國特色、弘揚京師風范,是北京師范大學“三位一體”的戰略選擇。創建世界一流,就是要牢固樹立起世界眼光和全球意識;堅持中國特色,就是要立足中國國情,建立和完善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弘揚京師風范,就是要秉承學校的精神品格和文化氣質。

  陳志文:這是您對北京師范大學未來發展的構想和愿景,而且,您一直在一點一滴地做。

  劉川生:在北師大,我們始終堅持一張藍圖畫到底,一心一意謀發展,聚精會神育英才,安安靜靜搞學問,扎扎實實做服務,穩步推進學校的改革發展。

  不可否認,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下,大家會有經濟上的壓力。但對于高校來說,一定要堅持自己的發展目標,要聚精會神地進行教學改革,培養能適應社會發展形勢的人才。

  大學要守住自己的沉靜,浮躁的學風是不可能培養出優秀人才的,也不可能做出真正的科研成果。在服務社會方面,大學要與國民經濟主戰場結合,要把師生的教學科研成果用在祖國大地上,這樣才能真正發揮大學的社會價值。

  陳志文:大學需要有自己的社會價值。

  劉川生:對,所以要扎扎實實做服務。我在北師大任職時,就是要全心全意地為師生員工服務,解決他們的困擾,解決辦公條件、教學條件、住宿條件與北師大地域狹小之間的矛盾,解決資源的問題。

  我在北師大重點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人才工作。一方面,積極引進國內外各項人才。另一方面,重視人才的培養。我們不定期召開人才會,只要是大家提出來的困難,我們就努力想辦法解決。我在北師大的任期中,有幸見證了兩位教授當選為院士。

  陳志文:我覺得,您是一位敢做敢為敢擔當的人,有很強的執行力,并且盡心盡力地做事。

  劉川生:現在回想起來覺得,在工作中我還有很多缺點和不足,有時有些急躁、工作指揮靠前,很感謝同事們對我的寬厚包容和理解支持。

  陳志文:您覺得,做好一名高校領導需要什么樣的素養?

  劉川生:我認為,一名高校領導首先要有奉獻精神,同時也要講究管理的藝術。

  陳志文:我曾經認為,高校校長應該是教授中優秀的經營管理人才,但應該不止于此。1996年,我在采訪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校長田長霖時,曾問過他,在教授與校長的身份轉換之間,最大的變化是什么。他當時想了一分多鐘后說,當校長后,我每天大概需要給學校籌集一百萬美元,否則學校就無法維持運轉。而如果學校一周沒有進項,我就開始有點兒著急了,得準備出去走走。有一次我籌集到一千五百萬美元,回來給自己放了三天假。實際上,他解決的就是學校的資源問題。

  劉川生:對。對于中國大學的校長來說,也是籌措教學科研經費和廣納優秀人才。我在北師大時,干的最多的就是跟校長一起找資源、籌經費、引人才。

  陳志文:北師大給您帶來了什么,或者您認為它的特點是什么?您怎么評價?

  劉川生:北京師范大學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治學認真”。它是一所傳承了百年的老校,有深厚的文化底蘊。歷史上,京師大學堂建立的第二年就送了31人出國留學。剛建國時,北師大文學院有“八大金剛”,如黃藥眠、鐘敬文、陸宗達等大家。在2016年的一級學科評估(第四輪)中,我校教育學、心理學、中國語言文學、中國史、戲劇與影視學、地理學6個一級學科獲評A+。


京師大學堂正門 來源:北京師范大學官網

  任彥申的《從清華園到未名湖》一書中對北大和清華是這樣描述的:北大是一首詩歌,清華是一篇論文;北大是思想家的沃土,清華是工程師的搖籃;北大的哲學是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清華的哲學是建設一個新世界。

  后來,我也試著這么描述過北師大。北師大是一幅國畫,它源遠流長,人文底蘊特別深厚,歷久彌新。北師大的學生特點是修身律己,既要獨善其身,又要兼濟天下。北師大的哲學,是教化世界、傳承文明。

  陳志文:從我的角度看,清華與北師大是一剛一柔,但兩者有些特點又是相通的。您提到了北師大治學的認真,這其實也是清華的一個特點。

  劉川生:是的。北師大人很樂于安安靜靜搞學問,教師們很敬業,都有真才實學。我一直認為,北師大有良好的校風和樸實的作風,教師有嚴謹的教風,學生有扎實的學風。

要理直氣壯的進行高校思政工作

把握好“變”與“不變”

  陳志文:對于改革開放40年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您怎么評價?

  劉川生: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的思想政治工作有成績、有經驗、有特色。有成績體現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有成效,維護了國家經濟社會的穩步發展。

  有經驗則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黨中央高度重視思想政治教育;第二,提供了完善的體制機制和政策保障;第三,建立起了一支又紅又專的思想政治工作隊伍。有特色,即扎根大地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學,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是我們最大的特色。

  當然,我們也遇到了一些問題,比如如何使馬克思主義理論入腦入心,如何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時代感和吸引力等等。

  陳志文:您認為,對于當前高校的思政工作來說,都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劉川生: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要做到人心里,要讓每一門課程、每一位老師都承擔起思想政治教育的職責。

  我曾經在《中國高等教育》上發表過一篇文章,《思想政治工作要把握好“變”與“不變”》。我覺得,對于思想政治工作來講,變是絕對的,但核心不能變,要把握好“變”與“不變”的辯證關系。

  從根本上說,高校的發展方向不能變,不管在什么時候,都要堅持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學;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務不能變,要堅持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目標不能變,要堅持立德樹人;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保證不能變,必須要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

  陳志文:那么需要“變”的是什么?

  劉川生: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過去沒有手機、沒有互聯網,而今天這已經成為了人們生活中的必需品。基于這些變化,我認為,思政課的方式、方法及內容、手段必須變。我們必須運用新媒體、新技術讓思政課活起來,推動思想政治工作傳統優勢同信息技術高度融合。

  陳志文:思政課的載體、方式、形式等都應該與時俱進,但核心宗旨和目標不能變。

  劉川生:還有一點也必須牢記,思想政治課必須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不然就永遠是空話。提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親和力、感召力,是必須直面的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也提出,要推動思政課的改革創新,堅持八個統一,不斷增強思政課的思想性、理論性和親和力、針對性:要堅持政治性和學理性相統一;堅持價值性和知識性相統一;堅持建設性和批判性相統一;堅持理論性和實踐性相統一;堅持統一性和多樣性相統一;堅持主導性和主體性相統一;堅持灌輸性和啟發性相統一;堅持顯性教育和隱性教育相統一。

  當今在校大學生群體基本為“95后”,“00后”大學生也將大規模進入大學。如果說“95后”是互聯網時代的原住民、市場化的寵兒,那么“00后”則是自媒體先鋒、信息化和城市化交互影響下的“新新人類”。受益于近年來國家綜合實力的提升和國際交流的深化,“00后”大學生更加具有全球化視野、立體化知識結構和個性化表達習慣,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內容、水平、方式的要求更高、更“挑”。因此,更要改革創新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方式方法,運用大學生喜歡的表達方式開展思想政治教育。

  而目前,高校新時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要求、新任務與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質量還不夠高、學生獲得感還不夠強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這體現在教材內容更新滯后,理論與實踐脫節;部分教師學術功底不扎實;教學方法相對傳統,教學效果不理想;對該課重視程度不均衡,保障要素不到位等等。

  思想政治工作是心與心的碰撞和交流,需要思想政治課教師用真理感召人,用真情感染人,要做到以心換心、以心暖心。教育者的親和力要著力于師生之間的思想交流和心靈溝通,理解學生是前提,尊重學生是基礎,接納學生是關鍵。

  陳志文:您認為,目前高校思政課教師隊伍存在怎樣的問題?

  劉川生:總體上看,隨著學科建設的不斷加強,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的綜合素質也在不斷加強,但不可否認的是,部分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仍然存在內功不足、專業素養和學術功底不強的現象。

  一方面,部分教師的理論功底不扎實,能力與課程需要不相符,存在知識結構、知識體系單一,自身閱歷和實踐經歷單薄等現象,不能滿足綜合性學科教學需求。

  另一方面,部分教師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背景不強,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的系統性和整體性把握不夠。另外,部分教師的科研能力仍有不足,科研成果較少,轉化為教學實踐的數量更少且質量不夠高,運用科學研究推動教學實踐的能力和水平有待于進一步提升。

  陳志文:在您看來,應如何提升高校思政課教師的整體水平?

  劉川生:教師是課堂的主導者和引領者,是學生學習的指引者和領路人,教師的個人魅力、學術功底、道德素質都是影響課堂教學質量和學生接受程度的重要因素。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思想政治理論課的關鍵是教師,要發揮教師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思政課教師要給學生心靈埋下真善美的種子,引導學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作為思政課教師:第一,政治要強,讓有信仰的人講信仰,善于從政治上看問題,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政治清醒。

  第二,情懷要深,保持家國情懷,心里裝著國家和民族,在黨和人民的偉大實踐中關注時代、關注社會,汲取養分、豐富思想。

  第三,思維要新,學會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創新課堂教學,給學生深刻的學習體驗,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理想信念、學會正確的思維方法。

  第四,視野要廣,要有知識視野、國際視野、歷史視野,通過生動、深入、具體的縱橫比較,把一些道理講明白、講清楚。

  第五,自律要嚴,做到課上課下一致、網上網下一致,自覺弘揚主旋律,積極傳遞正能量。

  第六,人格要正,有人格,才有吸引力。親其師,才能信其道。要有堂堂正正的人格,用高尚的人格感染學生、贏得學生,用真理的力量感召學生,以深厚的理論功底贏得學生,自覺做為學為人的表率,做能與學生交心、被學生所喜愛的人。


北京師范大學原黨委書記劉川生(右)、中國教育在線總編輯(左) 中國教育在線/攝

  陳志文:從某種程度上來講,高校思政課對教師及輔導員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劉川生:是的,我認為思政課教師比普通教師的要求還要高,一定要有廣闊的知識面和深厚的閱歷。作為學校領導要高度重視思政課教師隊伍和輔導員隊伍建設,要配齊建強思政課專職教師隊伍,建設專職為主、專兼結合、數量充足、素質優良的思政課教師隊伍。

  陳志文:沒錯,可以廣泛邀請社會上各行各業的優秀人士走上思政課的講臺,他們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道理更加鮮活。

  劉川生:對。學校黨委書記、校長要按要求帶頭走進課堂,帶頭推動思政課建設,帶頭聯系思政課教師。我認為,企業家、政府官員等社會上的優秀人士可以被邀請走進思政課堂,講他們的人生、講成功經驗、講國家政策以及他們對成長成才的認識,這可以使思政課更加生動活潑、接地氣,學生更樂意接受。

  陳志文:從他們自己的親身經歷出發來講思政課,孩子們自然就明白這些道理了。

  講到這里,我想跟您探討一個問題,您怎么看待教育中的意識形態問題?

  劉川生:教育一定是有意識形態的,在教育主權的問題上,我們一定要理直氣壯。大學,也一定是有意識形態的。

  陳志文:我同意您的觀點,教育是有顏色的,這涉及到為誰培養人的問題。在思想政治工作這件事情上,我們必須大張旗鼓、理直氣壯,必須要有信念。

  劉川生:我認為,改革開放走到現在,國家日益強大。大量事實充分證明了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開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是完全正確的。在面向未來的前進道路上,我們要充滿信心,更加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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